王正旭醫師口述，王貞乃醫師記錄

我是腫瘤專科醫師，專門處理癌症的相關問題。

我的病人常在臨終前對我說：〝謝謝你這麼多年來的照顧，我到了那邊以後，如果你遇到困難無法解決，我會回來幫你的！〞我聽了總是又傷心又感激。可是我都未曾感覺到他們回來看我。

因為職務的關係，我大概一季需要到廈門長庚醫院一趟，與在當地的陸籍醫師溝通，同時進行住院醫師的再教育課程。

民國98年12月30日的晚上，遇到同樣在廈門長庚醫院做病患服務的皮膚科楊主任。他已經邀請我好幾次一同用餐，都因為我工作忙碌而作罷。這次他更是堅持要在我12月31日離開廈門前，請我吃頓飯。在場的還有舊識行政高專賴先生。就在快用完餐要離開時，賴先生接到緊急電話被告知有位VIP病患情況不好，將送至急診處，醫院公關請行政值班的賴先生到場幫忙打點。

三個人中，只有我住在醫院的宿舍裡，就在急診室旁邊。我想賴先生到了醫院也插不上手，就是處理好了也會因為太晚而無法回家。所以我就自告奮勇代替他去急診室了解情況。

我到急診室時，病人還未送達，我就在內科辦公室整理資料同時換上醫師服。過了一陣子，才被告知病人已到。

急診室當晚的值班醫師是陸籍的年輕醫師，所以我就全然擔當起診治的責任。陪同病患前來的兩個年輕女人，有一位應是陸籍的看護，她急著撇清責任，一直說 ：〝昨天還都好好的，今天才說有點累。以前也有這樣過，輸了血就好了。你們趕快準備吧！〞

病人張先生很疲憊的低著頭，不想說話。我向他自我介紹時，他才抬起頭來看著我。四目相接之時，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，這常在我的老病患要走時，我才會感受到的。有了這種不祥之兆，再加上他的病史（肝癌末期併肝功能惡化），我擔憂他的疲倦是敗血症合併電解質不平衡所致。緊急放置靜脈輸液，也抽了血去確認。但是趕快做心電圖檢查，是最快知道有無高鉀血症的方法。可是陪同來的女人們卻七嘴八舌的阻撓，聲稱：〝輸了血就會好的，何必做這做那的。而且都缺血了，你們還一直抽血，到底會不會醫啊！叫你們的院長來，我們可是有頭有臉的人哪！〞

        很不幸的，院長去北京開會。病患張先生在台灣的主治大夫陳醫師一直連絡不到。更糟的，因為病患不舒服，無法躺平，心電圖也做不出正確的圖像，因而也無從判斷嚴重程度。就在驗血報告出來，GOT 1140 (正常值 35以下)，Bilirubin 30.8 (正常值 1.4以下)，鉀離子 7.65 (正常值3.0 — 4.5)，白血球 23000 (正常值 4000以下)，血紅素 7.5 (正常值 13.5  — 17)，….，讓大家看得目瞪口呆時，病人的心跳呼吸突然停止。

我立即往病人胸口壓下，要開始進行心肺復甦術。沒想到病患突然從口中吐出大量鮮血。在旁的兩個女人也同時哀號說：〝都是你啦，叫你輸血就沒事了，竟然還把他壓斷了骨頭，讓他吐了血。這叫我們怎麼向他台灣的家人交代？〞

我做總指揮，囑咐護士抽取急救藥物，一邊做心肺復甦術， 一邊計算施打的劑量，還得同時矯正他嚴重的高鉀血症。幸好當晚值加護病房的是林口長庚醫院訓練出來的胸腔科林醫師，雖然年輕但能力極好。他聽說急診室有急救事件，就立即衝過來支援。我們兩人輪流做心肺復甦術，極力想挽回張先生的命。

就這樣忙了三十分鐘以上，病人還是無動於衷。趁林醫師在處理時，我走出急救室，向聞訊前來的病患友人解釋狀況。〝張先生的情形很不好，現在還未救回來。〞

他的廈門朋友說：〝他的女兒明天一早會從台灣搭乘最早一班的飛機過來，可不可以撐到那個時候？〞

我不知怎麼回答，我也希望能撐到我離開廈門啊！我對著焦急的友人搖搖頭，不置可否的回去急救室。

當再輪到我做心肺復甦術時，病人突然喉嚨開始有蠕動的聲音，同時掙扎著想翻身。天啊，他突然活過來了！而且還睜開眼睛，瞪著我看。我趕緊大聲的對他解釋目前的情況，並且請他不要與呼吸器對抗。只要內出血的病情穩定、血鉀回歸正常，細菌性敗血症得到控制，他就可以走出醫院。這時在台灣的主治醫師也連絡上了，他氣急敗壞的說：〝上周他的情況就很不好了，還要他住院治療，也警告他不可離開台灣的。沒想到他還是做了傻事。〞

病人暫時穩定了，我請護理人員幫忙清理現場，再請張先生的朋友及看護進來探望。顯然大家都鬆了一口氣。張先生雖然很疲倦，但神智清醒的對大家搖搖手。等張先生情況更穩定以後，就送進加護病房做後續的治療，剛好幫忙急救的林醫師就是值班的醫師。我才放心的離開醫院，回到專家樓的宿舍裡。看一下時鐘，竟然已是98年最後一天的清晨。

躺在床上，思想還是一陣混亂。為什麼我要多管閒事的代替賴先生去急診室？為什麼和我毫無關係的病人，卻會與我一起在生死線上拔河？為什麼明明救不回來的病人，卻活了過來？生命與生活實在是奇妙而且無法解釋！

98年12月31日下午，我要搭飛機回台灣。我利用中午的空檔，打電話向值加護病房的林醫師道謝，非常感激他昨晚的拔刀相助。沒想到他卻稱讚我說：〝我從未見過在急診室做心肺復甦術時，可以像你這麼從容不迫，又處置得宜。也很高興能與你共事，又能學到本事！〞

        我也走到急診室，向昨晚的夥伴們道謝同時告別。值班的陸籍醫師趕緊把我拉到一旁，小聲的問我：〝請問你怎麼知道要用這些藥去救這個病人？高血鉀症都是這麼醫的嘛？到底葡萄酸鈣（calcium-gluconate)是多久注射一次？而且為什麼俾士敏 (jusomin )一次就要用上4劑？……〞我很高興他願意提出問題，也保證會要求醫院的醫教會加強急診室的教育課程。

晚上回到台北溫暖的家，我就一五一十的將當晚的整個事件說給妻子聽，並且告訴她，我無法理解為何有那麼多的巧合同時發生。

〝你的那些老病患實現了他們的諾言，回來幫你的。〞她微笑著說：〝我們都了解醫學的不確定性，也能坦然接受生老病死。但是在當天晚上，陪伴著病患就醫的並不是他的至親。如果病患就此往生，看護絕對會把責任全推到當晚的主治醫師身上，那個人就是你。再加上當時又找不到院長，又連絡不到原來的主治醫師。可以想見病患的家屬如何能諒解這些意外？更何況廈門長庚醫院正要積極表現強大的醫療能力時，竟然無法立即挽救長年接受醫療的老病患，而此人又是廈門當地有頭有臉的耆老呢！〞

我的妻子很慎重的接著說：〝他應該是被你的那些已在陰間又懂得人情事故的老朋友們推回來的。他們了解如果病人不活過來的話，當晚大家都會很難過的。尤其是你，恐怕除了心情惡劣之外，還處境難堪。〞

我們一家人站在頂樓的陽台上，看著民國99年的午夜星空，到處綻放著絢麗煙火。妻子拉著我的手，對著天空說：〝謝謝你們了！〞